那么，为什么世上有许多人“带有色的眼光看待同性恋者”呢？说来同性恋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牵涉人的生理与心理，法律和社会道德。同时，“争取同性恋的权利”还成了西方人权运动的一股洪流。窃以为，我们应该用客观的眼光看待同性恋，但也不必人云亦云地跟着别人尾巴瞎起哄。

　　如果根据科学分析，天公造物，人类大部份都是异性相吸引的，也只有一男一女才有传宗接代的可能。但在自然界里，却也有一小部分人有同性相吸引的倾向，男配男，女配女，称为同性恋，在英文里面男同性恋称为gay，女的称为lesbian。同性恋和易服癖性质上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记录显示，不少人是生命中某段时期有同性恋倾向，后来则恢复“正常”，与异性结婚生子的。

　　自古以来，能够接受同性恋现象的部族不多，越为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对此就越箝制，男同性恋更受鄙视。例如在中国，公众场合的同性恋行为被定为“流氓罪”，这是条刑事罪。

　　同性恋者是受压抑的一群，他们在偷偷摸摸中找寻有同样倾向的伴侣，在阴暗的氛围中互怜互慰。１９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才华横溢，但由于他是个同性恋者，一生中言行备受争议。当时一些同性恋题材的小说文学，也只有用隐隐约约的笔触点到为止。只有到了今日，白先勇等作家可以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英国导演贾曼（Derek Jarman）则穷毕生精力拍摄男同性恋电影。

　　所谓同性恋合法化，又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法律是硬性条文，并不能指定人们如何谈恋爱，只能规定一个人成熟的“合法年龄”。新加坡的有关法例主要是用来保护妇女的，在刑事法中，女性的“合法年龄”是１４岁；不过《妇女宪章》规定，任何人与１６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都是犯法的。

　　在本地，男同性恋活动无论在公开或私底下进行，都是属于“违反自然”的猥亵行为，判监可高达两年。女性的同类行为呢？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也没人知道女同性恋在这里犯不犯法。由于法律没有照顾到有些人天生便具同性恋倾向这个事实，因此本地有人建议修改有关条文。

　　其实除了法律之外，同性恋问题的最大争议还是在社会层面上。不错，让同性恋者享有普遍的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西方近三四十年来社会运动的积极成果。为了纠正阶级、性别、种族歧视的偏差，西方采取了不少“矫正措施”，这无疑都是好意的。但在许多时候，争取权利的做法过了火，却反而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欧洲，同性恋运动者动不动就纠合了数万人，到英国海德公园示威请愿，这是哪门子的“恋爱”呢？

　　近年来，同性恋者也和女权分子一样，沆瀣一气联群结党，“同志们”占据社会上的某些圈子，排斥他人，弘扬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理想。尤其是文艺界，到头来娶妻生子的“正常”人往往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世上竟也产生了一些要杀尽天下“姬佬”的变态者，你们组织龙阳俱乐部寻欢作乐，我们就来放火烧“吧”（酒吧），把里面的人赶尽杀绝，真是冤孽。

　　心理学家指出，所谓同性恋倾向也和嬉皮士一样，人进入了群党里面，就会彼此影响。换言之，有的人搞同性恋并不是因为天生，而是被带动而为。因此一些开明人士认为，承认同性恋者的人权，这是一种进步；但选择谁做你的配偶，那就纯属个人私事了，闹成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毫无必要的。

　　回过头来，如果不是“带有色的眼光”来看《春光乍泄》，它应该是可以考虑商业公映的，因为本片并不是部“同志电影”。确切地说，《春光》里头梁朝伟与张国荣的两个角色，代表的是九七临门香港年轻人的心态。他们要脱离香港，在地球的另一方“重新再来”，结果却羁留在举目无亲的阿根廷，陷入一个又一个困境，两人不知是怜是爱，但总之穷极无聊。及后，来自台北的单身青年小张，到梁朝伟做煮炒的餐馆工作，成了梁的一面镜子，让他发现自己，也让他体会到“家”的温暖。于是，他“摆脱”张国荣的纠缠，在邓小平逝世之际，回香港和老爸“重新再来”。

　　影片最具争议的地方，可能是开头的两男做爱镜头。也许有人看了会恶心，但照我看，这里也并没有贩卖色情。这段胶片交待了在冷漠异乡中两人如何穷开心，像英文片名所说的，Happy Together，其实是十分无奈的。以电影论，《春光》显示了王家卫细腻的导演功力，摄影也属一流。

　　让《春光》商业公映，也并不等于开同性恋电影的先河，电影节的另一部影片《东宫西宫》，我就觉得是不宜公映的。表面上看，《东》片挑战卫道之士，为同性恋者，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辩护；但编导思路混乱，观念不清，片中的主人公小兰言行淫秽不堪，能代表同性恋者吗？定个“流氓罪”倒是挺合适的。新加坡让它上电影节，已经显示电检当局的宽宏大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