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土地》发韧的陈凯歌，曾被冠以“第五代”代主的地位，但当他凭《孩子王》进军戛纳时，却以得最沉闷的“金闹钟”奖而大败。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霸王别姬》仍不失为一部作家电影，但它对陈凯歌而言，却不失是一部新的“处女作”。

　　陈凯歌说《霸王别姬》是一部娱乐片。他这样为影片定义：每个镜头每个表演动作的含义都必须明确简练，节奏紧凑，而对于演员的表演在明确简练之外，还应做到意犹未尽！

　　《霸王别姬》也不是一出历史剧，它并不是讲京剧的兴衰，它通过京剧演员的个人遭遇，命运的多舛来看人生的演变，世态的炎凉，它是一个人生故事，讲一个没法将人生与戏曲分开来的浪漫理想者的悲剧。

　　如果用四个字来表明其意，那便是“迷恋”与“背叛”。一个人对艺术的迷恋和八十年相濡以沫的亲情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最终被一个东西轻轻打碎了。

　　毫无疑问，正如陈凯歌所说：“我便是程蝶衣”，那个生活在崇高的梦境中的虞姬，程蝶衣无疑是陈凯歌创作的一个支柱。如果我们把出逃的小豆子的回归和程蝶衣对京剧的痴迷与陈凯歌从《黄土地》到《边走边唱》的创作轨道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陈凯歌的那份自白——“我便是程蝶衣”。但是，经过了数年的漂泊异乡的学者生涯，经历了纯艺术的五彩梦的破碎之后，陈凯歌的心路则更确切体现在段小楼这一人物身上。从他的身上，一种背叛、变故，将他推向了凡俗，段小楼背叛了自己的戏剧理想，生命在时间中消失，人物与理想相比走了形，变了样，而这种随波逐流的人生，虽则市侩，但却实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霸王别姬》对于陈凯歌成了一个新的“处女作”。程蝶衣、段小楼的对立，恰是陈凯歌自身的二律背反——一部浑然一体的影片，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家。

　　《霸王别姬》的成功，还在于它寻求到了一个充满苍桑感的时间流程作外衣，从而显示出历史的凝重感。张公公、程蝶衣、段小楼三人坐在台阶上，不同的心态、不同时代的人物，伴随着由远及近逐逐强烈的鼓乐声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这绝不仅仅是声画的艺术对位，而伴随着陈凯歌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同样地，在菊仙自尽的那场戏中，那段我们熟悉的京戏唱段为这个悲惨的结局重新提供了一个荒涎而痛苦的答案，如果说这是陈凯歌对于政治运动的一种悲凉的控诉，不如说这是陈凯歌对于人与社会的对立的一种重新认识。陈凯歌为这技术性的对位提供了丰厚的内涵，堪称大家手笔。

　　《霸王别姬》历经两年的拍摄，耗资三千万港币，以一种恢宏的气势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影坛的位置。读解它，自然是在读解一部中国的社会史和人生宝典。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苍桑无限的感叹时，一切言语或许都将化成那首轻柔的歌：当爱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