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词汇，它曾经在红色的年代里被指认为无产阶级之间的友情和信任，而如今“同志”则成了同性恋群体的代称。在某种程度上，此时的“同志”顺延了昔日的所指，固然并不能把“同道中人”看成一个阶级修辞，但与“阶级”划分却具有一种同质性结构。一方面，同性恋群落经常被叙述成一个充满了友爱、互助和温暖的乐巢，这一点似乎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友谊和质朴的感情相似；另一方面，同性恋被异性恋积压/宰制的结构，与无产者被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阶级矛盾类似，或者说资产阶级/异性恋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或叙述而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无产阶级/同性恋却徘徊在边缘的街头，难逃被“殖民”的命运。

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与权力的生产和叙述。而同性恋作为一种解构/边缘的力量却捣毁/颠覆了原有的宰制体系，在“去殖民”/解中心的实践中获得了与异性恋分享文化空间的可能，尽管异性恋的主流叙述还时时隐藏在文化修辞的策略当中。同志问题的浮现，固然是战后作为反叛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之所以会出现同性与异性之争，似乎与近代社会逐渐确立的一种性别秩序有关，而秩序的建立是一种牢固的文化叙述和权力压制的体现，也就是说社会文化之所以形成歧视或惩戒同志关系的传统，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在这份“自然”中隐藏着被历史文化成功掩盖起来的异性恋的建构与整合的过程。

同志问题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反叛与批判文化的“解放”潮流而浮出水面的，同时，以同志问题为考察对象的酷儿理论也诞生于西方学术界。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一样，成为打破异性恋和男性话语秩序的有效力量，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宽容和多元。固然同性恋问题已在学术界普及，但对于普世社会来说，仿佛稳固的异性恋秩序还难以从常识系统中消除，而且对于同性恋的恐惧似乎还在于维护那份隐藏在远古时代的以生殖为目的建构起来的异性关系的原型记忆。

相比西方欧美国家，东方的同志电影要滞后好多，这固然与亚洲电影更多地承载了社会、时代、政治和国家的命题有关，也与东方文化中特有的宗教与伦理文化传统有关。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同志为主题的影片也陆续成为亚洲电影人（尤其是华语导演）开始处理和关照的主题，并且在世纪末俨然成就了一种文化景观。而同性恋作为一种“边缘”体裁，也由最初的前锋性/前卫性色彩，变成一种平静如常的表达，也就是说面对同性恋，我们可以坦然，尽管同志电影一般都是艺术电影，还没有进入商业电影的序列，似乎说明在公众层面，同性问题依然还不能成为可以被谈论和观看的话题，所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