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同性恋人群中固定性伴比例一直很低，多数人的性伴数在
数人到数十人之间，更有不少人的性伴数高达百人以上。毫无疑问，
过多的性伴使感染HIV的危险大为增加。而不能得到社会认同，无法
享有同异性恋同等的婚姻家庭生活是使很多同性恋者不得不选择一种
无法固定的非一对一性行为的原因。当然，这里做如此论述，并不等
于认为在性行为实践中，只有一对一式的关系才是值得称道的或“正
确”的，因为在一个人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完全有权利选
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更多个性伴。这里不过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即
很多同性恋者愿意选择固定性伴，仅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而使得他们的
选择无法实现，而又只是在预防HIV/AIDS方面，这种选择具有优势。
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为其
他人提供更多的对HIV/AIDS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并不仅仅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伟大的思想家Michel Foucault（福柯）一语道
出了问题的全部本质：“当男人之间的婚姻仍未被承认时，就没有文
明可言”。（虽然当Foucault在1963年说这话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有
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但是，在笼罩着艾滋病阴影的今天，反观此语，
却不能不感到他的真知灼见）
今天，中国正处于艾滋病防治的前所未有的紧迫关头，HIV/AIDS
发病率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如果再不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后果将十
分严重。然而，不恰当的把已被公认的HIV/AIDS防治措施归入“治
标”之列，企及以“道德建设”之名“治本”将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引
入歧途。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要求今天的人们再奉起禁
欲主义的规条已无异于痴人说梦。艾滋病的传播规律也并非因地而异，
前人的教训和经验已足资借鉴。联合国已将“预防艾滋病，你我共
参与”(AIDS: I care, do you?)作为今年世界艾滋病运动的主题。这一
口号已明确表明，一场缺乏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运动将
不可能成功，而要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必须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全民参与的基础应当也必定是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因此，从政府到作
为公民的每个人都有必要转变一些观念，当然也就包括改变对同性恋
者的看法。的确，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观念
变革的挑战，毕竟，人类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观念变革中才走到今天。

　　不仅如此，Foucault曾经提出，同性恋“是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即
开发新的关系和情感潜力的历史机遇，它不是来自同性恋的内在性质，
而是来自同性恋所处的‘非中心’地位，来自同性恋在社会结构中所
处的交叉线，它使得这一潜力的实现成为可能……当同性恋者学会以
不同方式表达他们之间的感受之后，在他们发展出一种与制度化的生
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后，既存日常秩序的改变将会在更大规模上
发生”（转引自李银河，p139-140）。在这里，Foucault把同性恋作为
一种社会关系置于历史和社会的双重结构之下，并认为由于其所具有
的完全不同的交流和对话结构，使这一生活方式获得了变革和创造的
力量，从而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对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在这一意
义上，他认为同性恋将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出更多全新的人际关系模式。
将Foucault的这一论述置于艾滋病时代的今日语境之下，将会发现其言
不谬。正是面临着类似艾滋病的来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挑战，人们
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相处，怎样交流和合作的问题，这些思考必然关
乎人们生活的根本之点。而同性恋及其与艾滋病的关系为人们的思考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我们怎样互相容忍，相互关注、尊重和行
动，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及如何看待那
些看似诡异却又不乏合理性的人和事。

　　最后，谨以本文献给所有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朋友，特别是Michel 
Foucault——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感情丰富的同性恋者——他因患艾滋
病而于1984年6月14日去世，终年58岁。